四川贫困人口一直在减少。1949年是4500万，2000年是308万，2007年底是145万。

 　　几十年来，扶贫方式屡经变化。而现在，坚持“一体两翼”（一体即新村扶贫，两翼即产业和劳务扶贫）思路的同时，以发展扶贫和素质扶贫方式，来提升贫困人口的生存能力和综合素质。

 　　母猪寄养、村级资金互助、首扶制，几年间，四川扶贫三张鲜活面孔的背后，是扶贫理念的悄然转变。

 　　母猪寄养：从“一人”长跑到多方扶贫

　　【做法】免费领一头能繁母猪，三年里返还6头仔猪。

 　　【新意】有了母猪保险，即便母猪死亡，领养户也不需承担责任。

 　　【风险】借力于市场兴旺而求“多赢”，风险也在市场。

 　　3月27日上午，长宁县硐底镇新堡村村民何首才从六鑫养殖场牵回了一头母猪。

 　　这是一头能繁母猪。不出意外，发情配种之后，再过近4个月将产下一窝10来头仔猪。再养两个月，如行情不波动，到今年10月，可以卖得5000余元，获近4000元利润。“1000元买一台彩电，剩余的钱可以将房子翻修一下……”何首才一路上浮想联翩。

 　　这不只是一个“鸡生蛋蛋生鸡”美梦，近在咫尺的周围，有的是致富实例。与他同村的旷明忠，去年从六鑫养殖场借回了两头母猪，11月卖出了第一窝仔猪，目前第二窝仔猪又将上市，一年下来，纯收入近两万元。

 　　这就是长宁县正在推广的“母猪寄养”扶贫模式。

 　　根据该模式，何首才和当地养殖大户签订了一份《母猪寄养合同》，免费领回一头能繁母猪。三年内，这头母猪每生下一窝仔猪，必须向养殖大户返还一头25公斤的仔猪。其间，养殖大户将免费提供技术支持，即便是母猪死亡，领养户不需承担责任。

 　　长宁县扶贫办主任代华云为记者细细算账：“领养户几乎是零风险，大户其实也不吃亏，借出一头母猪约值3000元，而他三年内能得到6头25公斤重的仔猪，能卖5000元左右，还是有利润。即便是三年中母猪死亡，因为有母猪保险，可获赔1000元，损失也不大。”

　　“还有额外的收益，就是迅速上了规模，可以和猪贩子叫板。”代华云说，当地的养猪业正迅速成长，仅硐底镇一年来生猪存栏数就从1万多头增至3万多头，生猪卖价每公斤可以比外边高一元钱。

 　　“全县最先开始母猪寄养的2000余户已经基本脱贫。如果生猪市场行情稳定，之后加入的农户也有望在年内脱贫。”代华云很有信心。

 　　领养户旷明忠是最早受益者之一。以前，他家三口人年收入总共不到2000元，现在养两头母猪年纯利近两万元。去年初，看到生猪市场风生水起，他就跃跃欲试，但仔猪价格近800元一头，能繁母猪高达约3000元，本钱的“瓶颈”制约着他。他更大的担心是，假若行情走跌，连“猪底子”（即仔猪成本）都收不回，怎么承受得起？

 　　与此同时，当地的养殖大户也有烦恼，虽然行情“暴好”，但受制于场地和资金等因素，不可能在短时间快速扩张规模。而政府也正在为增加生猪供给而伤脑筋。

 　　三方想到了一起，“母猪寄养”模式应运而生。“贫困户抓住这轮市场行情好脱贫，养殖大户也获利，可谓双赢。”代华云说。

 　　【点评】

 　　省扶贫开发办主任赵学谦：“母猪寄养”的出现，体现出我省扶贫工作理念的转变，之前由于没充分发动社会力量，只是政府独自长

 　　跑，虽精疲力尽，而效果不尽如人意。现在政府的角色是“第一棒”，在调动了养殖大户、保险公司等多方的积极性之后，形成了扶贫接力，扶贫的范围更广，效果更好。

 　　农村问题专家王思铁：这其实是一种“古老”的扶贫方式，以羊还羊、小母牛项目等多年前就已实施，但最终效果都不理想，原因在于大家畜养殖需要技术，而绝对贫困户一般都缺技术，缺乏养殖条件。所以应加大对领养户的技术培训。此外，这种扶贫模式与市场密切相关，市场行情好，成功的几率就大。一旦生猪市场低迷，它将经受考验。

 　　村级资金互助：从一滴水到一个核

　　【做法】政府注入启动资金，绝对贫困户获赠一股（1000元），一般贫困户自己投500元，与获赠的500元合成一股，其余农户自己投资买股；所有入股者有权贷款，互助范围限于村内。

 　　【新意】扶贫资金的使用从无偿变为有偿，决策机制更民主有效，还能吸纳社会资本。

 　　【风险】互助范围仅限于村内，部分地区资金量偏少，收益较少，运转困难。

 　　3月底，仪陇县山花烂漫。随着气温回升，三蛟镇昆山村村民汪家和开始发愁：冬水田内急需补充鱼苗，但钱已用在翻新房屋上了。汪家和只好又来到互助社，“这次要借200元。”

 　　由于是老社员，且放贷数额小，互助社主任与会计、出纳商量后就决定放款。出纳没有忘记叮嘱：“老汪，要按时还款哦，每个月18元。”

 　　几年来，汪家和已经记不清在互助社贷过几次款了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正是互助社的不时相助，才让他家一步步走出贫困。

 　　2005年，汪家和全家四口人年收入不到2000元，属于绝对贫困户，而以前每年给他家的百十元的扶贫款，犹如毛毛雨，作用不显。

 　　就在这一年，昆山村村级资金互助社成立了。作为四川省试点建立的第一个村级资金互助社，仪陇县财政为其注入了7万多元的启动资金。

 　　汪家和是全村30个政府赠股对象之一，也是第一个贷款的社员。贷款程序简单而严肃，首先他在社员大会上陈述了自己的贷款用途，然后全体社员举手表决。

 　　500元贷到手后，汪家和不敢懈怠，挖塘、蓄水、买鱼苗，热火朝天干起来。从那之后，作为互助社社员，他每半个月要参加一次社里组织的免费学习，会上也常常决定对其他社员的贷款等事项。

 　　一年后，田里的鱼卖出，他收入近5000元，除去贷款本利540元及成本，纯利3000多元。

 　　互助社也在成长。如今互助社的社员已达118位，总股金近10万元，并且运转正常。为了化解风险，要求社员贷款必须按月偿还。

 　　本金有限，社员能否准时还款直接关系着互助社的存亡。2006年，村里的邓瑞金贷款2000元改造房屋，但是三个月后突然停还，这让全体社员格外紧张，不约而同去他家过问情况，最终为他联系了一家成都的建筑工地让他务工。年底，终于还上了款。

 　　由于农产品生产具有一定的周期，因而有社员建议还款最好一年一次。但经反复权衡，建议没被采纳。“必须加压力，让人变勤快。”互助社出纳唐治安告诉记者，“比如养猪，猪没出肥就要还款，怎么办？就必须找个人出去打工或者想别的办法，对这家人来说其实是个大推动。”

 　　由于社员间非常熟悉，所以资金用途非常透明。去年7月初，社员陈士富要求互助社贷款500元，好为孩子交秋季学费。互助社就拒绝了：没必要嘛，9月才开学，7月贷款要背利息。

 　　经过商量，互助社贷给他100元，让他买了50只小鸭子，9月初鸭子卖了800多元，还了贷款学费也够了。 　　唐治安说，由于管理严格，三年来，互助资金的准时还款率一直保持在99％以上。

 　　从仪陇全县范围来看，至2007年底全县已有互助社30个，政府累积投入资金300万元，加上社员入股，股金总额近700万。

 　　放眼四川，村级资金互助社已在广元、南充、宜宾等地蓬勃发展起来。“2008年村级互助社将力争发展到500个。”省扶贫开发办负责人说。

 　　【点评】

 　　仪陇县扶贫开发办主任陈智：目前互助社局限于村，不能“越界发展”，对社会资本的吸引力还不够强。一些地方互助社每股收益仅为2％，甚至更少，不易维持运转。

 　　赵学谦：这种方式调动了贫困农民参与的积极性，起到“四两拨千斤”的作用

　　雅安市委党校副教授李尚勇：互助社任何重大事项必须经社员表决，这使得使用扶贫资金的决策更民主有效；此外，由无偿使用变为有偿使用，也提高了扶贫资金的使用质量。

 　　首扶制：从送“一斤肉”到送“一头牛”

 　　【做法】在新农村建设中，政府先将部分资金用于贫困户脱贫，然后才用于公共设施建设。

 　　【新意】为特困户一举投入较多资金（全省受助户户均2180元），改变其生产生活条件。

 　　【风险】由于贫困户的自身发展能力与综合素质高低不一，他们仍有返贫可能。

 　　“开春了，我们就去买点鸡鸭来喂。”3月18日，长宁镇曙光村三组村民何富才这样对记者说。

 　　是安居带来了乐业。原来何富才兄弟3人一直住在草房里，没钱修房，兄弟仨一个也没有结婚。全靠“首扶制”7000多元资金的扶持，他们才建成了100多平方米的砖房，院坝也铺了水泥，生产生活条件大为改善。

 　　何富才三兄弟是长宁县“首扶制”的受益者之一。

 　　长宁县处于川南丘陵，去年底仍有贫困农户4852户，其中绝对贫困户920户、近2500人。不消灭贫困，怎么建设新农村？正是基于这一共识，有了“首扶制”，意谓新农村建设中，首先要扶助困难户，尤其是特困户。

 　　何富才这个长期贫困户，感受到了扶贫方式的剧变，“先前都是逢年过节给点米啊面啊，有时也给点钱，最少一次三兄弟共领了16.2元，吃顿肉之后继续穷。而这次一下就是7000多元，简直是送一斤肉变成了送一头牛。” 　　程序上也在不断改变。

 　　“他是被村民‘海选’出来的。”曙光村村主任安小春告诉记者，为了将扶贫资金投入到真正贫困的农民身上，村里多次召开村民大会，先推选“候选人”，再公开投票表决，对入选者还要张榜公示。

 　　最后，有38户绝对贫困户入选，一举投入24万元资金，改善他们的生产生活条件。从全省来看，“首扶制”受助户户均享受资金2180元，远高于此前。

 　　竹海镇高坝村贫困户李增容告诉记者，有了“首扶制”，她参加电动缝纫培训的费用全由政府出了，还补助了生活费。学成后，她进入一家制衣厂上班，月工资1200元。

 　　实施“首扶制”四年来，长宁已有200多户绝对贫困户彻底告别了贫困。如今它正在全省推广。

 　　【点评】

　　赵学谦：扶贫是特惠而非普惠，“首扶”体现的就是这种思想。越是贫困的人，话语权就会越弱，扶贫首先应该“扶”的就是这些人。

 　　王思铁：这标志着执政理念的转变，更多地偏重于民生。“首扶制”的核心，是将对贫困户的帮助，与改变当地的社会环境结合在一起考虑。　（记者梁现瑞）

 　　2008记录大山里的“彝寨天使”

 　　漫长泥泞的山路那头，出现了水泥路面－－杨河乡终于到了。从峨边彝族自治县的县城到这彝乡不过40公里，开车却用了两个多小时。

 　　清明节前一天的下午2点，走进杨河乡卫生院，记者见到了刚给住院的彝族孩子挂上吊瓶、准备去吃午饭的韦琼英。从19岁来此行医，到担任这座7个人的乡卫生院的院长，17年来她一直守候在这大山深处。

 　　“我马上就来！”大家还没听明白窗外在叫什么，刚吃了几口饭的韦琼英就已答应着走出小饭馆，匆匆奔向街对面的卫生院。院门口站着一对彝族夫妇，年轻的妻子已明显有了身孕。刚才就是他们在叫她：夫妻俩说一口彝语，难怪记者听不懂。

 　　走进B超室，那位妇女躺下，韦琼英熟练地拿起仪器作检查，“胎儿位置正常，可能下个星期就要生了。”韦琼英用彝语跟他们说完话，又“译”给记者听，“我叫他们到时候要来医院。”

 　　几分钟的检查结束了，夫妻俩走了，韦琼英感慨地说：“从山上走下来，需要一个上午的时间。他们肯定是一早就出发了。”

 　　韦琼英还记得，17年前她第一次出诊时的情景。

 　　“生孩子就是在地上铺一层毡子，孩子生下来就用割猪草的刀把脐带割断。没有医生，连干净的剪刀都没有一把。”她还记得自己的惊异与决心，“我一定要改变这种状况！”

 　　一开始，彝家人并不信任这个汉族小姑娘。直到她一次次用自己的双手挽救了产妇和孩子，直到她学会彝语一遍遍向大家普及医学常识，大家才相信：原来这女医生真的有两下子！

 　　在杨河乡街上，有一个叫阿布的3岁小男孩，一看到韦琼英就要用汉语叫“干妈”。他的性命，就是韦琼英救回来的。当时，要不是她坚持做了40分钟的人工呼吸和心脏按摩，把他救回来，他早就被误认为窒息死亡了。

 　　彝乡行医17载，叫她“干妈”、“阿么”（外婆）的孩子太多了。杨河乡几乎每个人都认识韦琼英，每个村子都有跟着她姓韦的孩子。

 　　现在的杨河乡，卫生院是最好的建筑了。崭新的两层小楼，还有一片干净的小院落。但两年前，这里还是破旧的平房，唯一的医疗设备就是一根温度计。

 　　2005年，优秀的全科医生韦琼英被任命为杨河乡卫生院院长。一年之后，投资20余万元、占地360平方米的新卫生院拔地而起。B超机、化验设备、产床等“纷纷”来了，还公开招考来两名年轻医生。这座乡医院告别了“一根温度计、一个医生”的年代。

 　　医院建好了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也在偏远的彝乡开展起来。杨河乡有3000余农民，参合率达88%。

 　　不过，彝族老乡经常没有多余的钱带在身上，到医院治病，好多时候要“赊账”，少则两三百，多则上千元，韦琼英总是二话不说就把钱给他们垫上，让他们先看病住院，什么时候有钱了什么时候再来还。大多数时候，“新农合”报销下来，老乡们才凑齐了钱还给她。“三五个月、半年，他们都会来还钱，从来没有不还的。”她总记着老乡们的好。

 　　“她陪着好多好多需要她的人”

 　　这个留在大山的“彝寨天使”也有自己的家。在乐山五通桥，有她的丈夫与女儿。

 　　“妈妈啊，我不要做留守儿童！”一次家长会后，8岁女儿打电话来，刚一开口就哭了。“我每次都是爷爷奶奶开家长会，老师说，要年轻的家长来。”听到孩子的哭声，韦琼英鼻子一酸。

 　　2005年以前，卫生院还不通电话。要与女儿通话，只有去乡里。“每个星期都要约好时间，我提前去电话边等着。” 　　一次带女儿和她的表弟一起玩，表弟说，你的妈妈不陪你，不是好妈妈。但是女儿的回答让她掉下泪来：“我的妈妈不能经常陪我，但她陪着好多好多需要她的人，她是个天使！”

　　清明节前，卫生院所有的人都放假走了，只有她一个人还在值班。17年过去，她已经习惯了在这里守护。　（记者刘若辰余向华）

 　　四川扶贫纪事

　　1、1949－1978年，制度扶贫，贫困人口从4500万（1949年全省总人口5600万）降至2600万，贫困发生率从80％降至39.9％。

 　　2、1978－1985年，体制扶贫，贫困人口降至1509万，贫困发生率降为22.8％。

 　　3、1986－1993年，区域扶贫，贫困人口降至877万，贫困发生率降为12.7％。

 　　4、1994－2000年，攻坚扶贫，贫困人口降至308万，贫困发生率降为4.8％。

 　　5、2001年至今，综合扶贫，2007年底，贫困人口降至145万，贫困发生率降为2.3％。(来源:四川日报)